我爸是政府官员，我妈是大学教授，在别人眼里我相当于含着金钥匙，但在我心里，这却是一种压力，因为我没有继承他们的优良基因。
2岁多时，别的孩子唐诗宋词，100以内的算术已经张口就来，我却连10以内的数都数不清。上幼儿园的第一天，我就打伤了小朋友，还损坏了园里的那架钢琴。后来我换了很多家幼儿园，入园时间最长的都没超过10天。每次被幼儿园“遣返”，我都会糟到我爸的一顿拳脚，但雨点般的拳头并没有落在我的身上，因为我妈总是冲过来把我紧紧护住。
我爸不许我妈再给我换幼儿园，我妈不同意，她说孩子总要跟外界接触，不可能在家里呆一辈子。于是，我又换了一家幼儿园。那天，我将一泡尿撒在了一个小朋友的饭碗里。我妈出差了，闻讯赶来的我爸恼怒成怒，将我绑在客厅里。我逮住机会砸了家里的电视，把我爸书房里的书以及一些重要资料全部烧了，结果连消防队都被惊动了。
我爸丢尽了脸面，暴怒之下，将我送进了精神病院。我妈回来后，便跟我爸离婚了，然后把接我回家中。妈妈握着我的手臂，哭得惊天动地。在她怀里我一反常态出奇的安静。过了很久，她惊喜地喊道：“儿子，原来你能安静下来。我早就说过，我儿子是不被理解的天才。”
上了小学，很多老师都不肯接收我。最后，是我妈的同学魏老师收下了我。我的确做到了对我妈的承诺：不再对同学施以暴力。但学校的各种设施却不在我承诺的范围内，它们接二连三地遭殃。一天，魏老师把我领到一间教室，对我说：“它们都是你弄伤的伤员，你来给它们治病吧。”
我很乐意做这种救死扶伤的事情。我买了螺丝刀、钳子、电焊、电瓶，将眼前的零件自由组合，这些破铜烂铁在我的手下生动起来。不久，一辆小汽车、一架小飞机就诞生了。我身边渐渐有了同学，我教他们使用我的工具（这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是绝对不被许可的）。我不再用拳头赢得关注了，我的目光也变得友善、温和起来。
我妈习惯晚上躺在床上看书，看困了想睡觉，可又不得不起来去关灯。于是，我帮她改装了一个灯具遥控器。她半信半疑地按了一下开关，房间的灯瞬间亮了，她眼里一片晶莹，“我就说吗，我儿子是天才。”
直到小学即将毕业，魏老师才告诉我真相。原来，学校里的那间专门收治受伤设施的“病房”是我妈租下来的。妈妈通过这种方法，为我多余的精力找到了一个发泄口，并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地培养了我的动手能力。
上了初中，我再次成为被批评的对象——成绩不好，不完成作业、还经常损坏实验室的用品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不喜欢那个班主任。因此，我也考不上高中。初中临毕业前，我也着急起来，并跟自己较劲。我绝食、静坐，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以此向自己的天资抗议。
整整四天，我妈陪着我，跟我说起我爸，那个男人曾经找过她，想复合，但她拒绝了。她对他说：“我可以原谅你不喜欢儿子，但我不能原谅你无端的侮辱和伤害儿子。”
她请来我的童年好友傅树，好友对我说，“小学时，你送给我的遥控车我一直保留着，那是我最珍贵、最精致的玩具。现在你遇到了问题，那又怎样？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，将来哥们可全靠你了。”
魏老师也来了，她哭了，“在我教过的学生里，你虽然不是最优秀的，但你却与众不同。你学习不好，可你活得出色。你发明的那个电动黑板擦我至今还在用，老师为你感到骄傲。”
第四天，我终于蹑手蹑脚地走出了门。我妈正在厨房里做饭，我还没靠前，她就说：“小子，我就知道你一出来准想吃东西。”
我说，“妈妈，对不起，我觉得自己很丢人。”我妈说，“谁说的？我儿子为了上进不吃不喝，谁这么说，我找他拼命。”
半个月后，我妈给我出了一道选择题：“A.去一中，本市最好的高中。B.去职业高中学修理汽车。C.如果都不满意，妈妈尊重你的选择。”我选择了B。
我说：“妈妈，这次我要‘辜负’你了。”我妈摸着我的头说，“傻孩子，你太小瞧妈妈了，去职高是放大你的长处，而去一中是经营你的短处。”
就这样，我上了职高，学汽车修理。我家住在理工大学的家属院里，同院的孩子们出国的出国、读博的读博，最差的也是研究生。只有我，从小到大都是这个院里的反面典型。
我妈并不回避，从不因为有一个“现眼”的儿子，而见到别人绕道而行。相反如果谁家的汽车出了毛病，她总是让我去帮忙。我修车时她就站在旁边，一脸的满足相，仿佛她儿子修的不是汽车，而是航空母舰。
我的人生渐入佳境，还未毕业就已经被称为“汽车神童”，专“治”汽车的疑难杂症。毕业后，我开了一家汽修店，并门庭若市——我虽每天一身油污，但不必为了生计点头哈腰、委曲求全。
有一天，我在一本书中无意间看到了这样一句土耳其谚语：“上帝为每只笨鸟都准备了 一个矮树枝。”我就是那只笨鸟，但给我送矮树枝的人，不是上帝，而是我的妈妈。
转自《不输家庭教育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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